众所周知，鲁迅是我国现代文学奠基人之一，也是20世纪我国思想文化界的杰出代表和伟大的革命家。那么他是如何从事革命工作的呢？在读者心中，自然认为他以笔为武器战斗了一生，但我想说的是，这些年通过对现代文学史的研究，发现了他鲜为人知的另一面——鲁迅曾是中央特科的“特殊情报员”。

是作家 也是党组织的“桥梁”

1930年3月的一天午后，鲁迅由冯雪峰、柔石陪同，前往上海中华艺术大学。下午两点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（以下简称左联）成立大会召开，宣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革命文学组织诞生。

当时，正值大革命失败后，我国革命陷入低潮。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“围剿”，另一方面对国统区实行文化“围剿”，形势迫切要求上海的左翼作家们团结起来。在左联成立大会上，推选出鲁迅、夏衍、郑伯奇、冯乃超、田汉、钱杏邨、洪灵菲等7人组成常委会，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化运动就此蓬勃展开。

起初，冯雪峰、瞿秋白等人负责沟通党组织与鲁迅之间的联系，但在他们陆续转移到江西的中央苏区后，1933年4月，在党组织安排下，中央特科成员吴奚如进入左联，充当鲁迅与党组织的联系人。

因肩负着特殊使命，必须高度重视保密，吴奚如第一次和鲁迅约见于内山书店时，交给他一张字条，表明自己是党中央（当时按严格规定，中央特科这一组织对鲁迅也是保密的）指派和他联系的，但为了彼此的安全，不直接联系，由胡风从中传递信件和消息，只有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，才直接去会见他。

自此，20世纪30年代初期，各地尤其是白区在革命斗争中与上级“失联”的党组织或同志来到上海，不少都是通过内山书店致信鲁迅，以寻找党组织。中共中央迁往瑞金及红军长征后，一些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红军高级将领，以及各地党组织遭破坏后幸存的同志，也写信向鲁迅求助。鲁迅把信悉数交给胡风，恳切地叮嘱：“你们得千方百计想办法啊！我看过每一封信，心情迫切，真难得一片赤诚忠心哩！”

有一次，中央特科紧急派一名干部前往山东某国民党部队工作，但一时拿不出路费，就让吴奚如派胡风去“向鲁迅先生求援，先生二话不说拿出了几十元（数目我已记不清楚，约五十元上下）”，这事在《胡风自传》中有详细记载。

鲁迅虽然稿费和版税比一般左翼作家多，但举家生活称不上阔绰，为了党的事业，他总是慷慨相助，而自己的生活费则尽量节省。

一天，胡风匆匆跑来找吴奚如，说鲁迅收到从内山书店转给他的书信中，有封信里是两三张白纸，一个字也没有，觉得有些“莫名其妙”，便交给胡风“研究”。胡风猜测可能是向鲁迅求助的秘密信件，但又无从判断，只好找吴奚如想办法。吴奚如让胡风用碘酒擦擦看，果然出现了字迹。原来，这是红军将领方志敏在南昌狱中托人送出的信。

胡风马上又跑来了，“以他每逢什么令人激动的事情就红光满面，秃顶冒汗，连平常并不显见的脸上的麻子都泛红了，神经质地抽动着鼻子”，紧张地拿给吴奚如看。吴奚如留下了方志敏给党中央的报告，把方志敏给鲁迅的信，让胡风马上送去。

那封信里的内容是请求鲁迅邀约宋庆龄和蔡元培先生，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，向社会发起营救活动。鲁迅看过后，沉默了好一会儿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蒋介石是什么人……释放，这绝对做不到……”随后只好把信销毁。经过几番深思熟虑，鲁迅表达了他的意见，并请党中央代他转告方志敏，如果发起营救活动，只会加速他的死刑，当下应该利用蒋介石企图软化他的短暂时间，在狱中赶快为党、为人民写下一些珍贵的遗言。

吴奚如后来回忆此事时说：“当时，中央特科收到了方志敏同志在狱中的第一个报告书，并和他建立了直接联系的交通，把鲁迅先生向他作复的意见连同党对他的指示，交给那位义士（指传信人胡逸民）的妻子带回南昌监狱去了。自此以后，方志敏除了不断通过那位义士的妻子，向中央特科秘密传递信件外，还接受了鲁迅先生的意见，写成了留给后世的珍贵遗著《可爱的中国》。”

获得珍贵内幕情报

1935年秋，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情报机关突然遭到中外特务联合破坏，一大批情报人员被捕。

因吴奚如与该情报机关有工作上的联系，而接头的交通员并没有按约定时间和地点碰头，这令他顿感情况不妙，必须马上转移。

两天后，报纸纷纷刊登了共产国际情报机关被破获的新闻，一时轰动了整个上海滩。据悉，被捕者中有德国、波兰等外国人士，也有国内的文艺工作者、学者、电影明星等，但一律没有披露姓名。此外，报纸还登出了一条令人瞩目的消息：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向国民政府提出照会，要求立即释放被捕者中一位小有名气的左翼文艺界人士（曾留学日本），并称其是日本方面的情报人员。与此同时，日本人所办的报纸也在大幅刊载这一事件。

对这一事件的起因，吴奚如虽不能从报纸上弄清楚，但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刊载的消息来看，他们应该掌握了更多的内情。吴奚如便立即行动起来，直接去找鲁迅，请他通过日本朋友了解事件的原委。

吴奚如先来到内山书店，碰巧鲁迅刚走出店门，手里还拿着一包书籍。吴奚如迎面向他打了个招呼：“周先生！我有紧急的事要和您商谈。”

鲁迅已从吴奚如的表情中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，轻声问：“出了大事吧？”接着带他向附近一条行人稀少的小马路走去。

吴奚如开门见山：“大概先生已从这几天的报纸上知道了共产国际情报机关的事情。根据日本报纸的报道，似乎日本情报系统掌握了事件的内情。”

“我也这样判断。”鲁迅说道。

“请先生设法通过日本朋友，帮助我们把这一事件的起因和经过查明，以便采取对策。”

“尽力为之！”

“什么时候来听取您的消息？”

“你不要再亲自来了，这几天你必须销声匿迹……我把事情弄清楚了，由胡风转达。”

3天后，胡风气喘吁吁地跑到吴奚如住处，带来了鲁迅获得的内幕消息。原来，是共产国际的一名交通员奉命到武汉交换情报，任务顺利完成后，他乘轮船返回上海。可就在返程途中，军统人员发现了这次行动，并立即派特务乘飞机赶往上海码头，等待轮船靠岸后“破案”。

由于任务已经完成，该交通员觉得万事大吉，失去了警觉，对特务盯梢全然不察，上岸后依旧在事先约定的法租界和地下党陆某接头，导致两人当场被捕，之后陆某叛变，共产国际的情报机关遂遭严重破坏。吴奚如得知事件原委后，立即向党中央进行了汇报。

惜别与诀别

1936年，中央特科委派吴奚如前往西安工作。根据组织纪律，事先不能透露具体任务，等到达后才得知，是为张学良将军主持对外宣传工作，同时为抗日同志会筹办《文化周报》，并担任主编。

临行前，吴奚如给鲁迅写了一封告别信，依旧由胡风转达。随即胡风告诉吴奚如，鲁迅约他和聂绀弩（也被派往陕北工作）到梁园饭店吃饭，为两人一道饯行。

饯别宴上，鲁迅显得十分乐观，“不时爽然大笑，频频举杯，像一个天真的‘大孩子’”。那时鲁迅不过55岁，正是文学成就与影响鼎盛之时，虽然第一次大病刚刚复原，但精神焕发，病容一时减退了不少。

席间聊了大概两个小时。临别时，鲁迅久久握着吴奚如的手不放，动情地说：“我迈步很难，很想同你们一样到处去开展有意义的工作哟!记住我们上海，记住我这么一位合作者，我得向大家正式宣布，吴奚如算是我人生中一位难忘的密友!”

“谢谢先生!”吴奚如激动地说，“您才是我党我军永载史册的一位杰出的特殊情报员呀，这是陈赓同志的话哩……”

“真是他讲的？”鲁迅问道。

吴奚如点了点头：“陈赓同志说，吴奚如是我们编内的秘密情报人员，鲁迅先生则是配合我们工作，做出了杰出贡献的特殊情报员啊!”

话一说完，大家都乐呵呵地笑了。

吴奚如原以为这次与鲁迅的分别是暂时的，“因为鲁迅先生的健康情况还好，有多少壮烈的战斗，正有待于他的领导，全国的文化战士将跟随他前进”，但没想到吴奚如到西安后不到两个月，就从报纸上看到了鲁迅病逝的噩耗，“面前顿即感到一阵昏暗，脑子传遍一阵痛楚的麻痹，热泪无节制地涌出了眼眶”。

在悼文中，吴奚如饱含深情地写道：“我们将唤起千万的人民大众，群策群力地来完成你留给我们的使命——‘使全民族阶级和党派，一致去对外！’请你安息吧，在明天，在光辉而暖和的朝阳下，就会有人民解放和民族自由的歌声，响彻你的墓前！”

（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；参考资料：《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》《鲁迅先生和党的关系》《回忆伟大导师鲁迅》等）